当今社会,过大的生活压力,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做“丁克”一族，有人不想要孩子，就有人在求子的道路上不惜破财违法。
家住南京的汤先生夫妇就是如此，年近半百的他们梦寐以求拥有自己的儿女，可惜半生不曾如愿，最终不得已铤而走险选择代孕。
东挪西凑将95万的费用凑齐，一对双胞胎也代孕成功，然而汤先生如何也想不到数不清的麻烦事还在后面。
2019年下旬，南京某派出所户籍大厅走进一对夫妇，手里拿着一沓厚厚的资料，径直走向户口申办窗口。
工作人员习以为常地询问二人办理什么，男人谨慎地拿出资料递给工作人员，表示自己是为自己的一双儿女注册户籍信息。
虽然如此，工作人员还是接过资料尽职地仔细查验起来。结婚证、夫妻双方的身份证、居民户口簿夫妇俩都带着，可惜缺了必不可少的一份。
工作人员将资料还给他们，提醒他们必须有出生证明才能办理孩子的户籍。一句话，让夫妻俩愁坏了，坐在椅子上面面相觑。
几经询问，夫妻俩才把他们面临的困境细细道出。他们不是不想拿出生证明，而是他们拿不到出生证明。
男人姓汤，旁边是他的太太洪女士。看穿着打扮，夫妇俩都是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。虽然实际年龄接近五旬，看起来也不过四十出头的模样。
2014年，洪女士在手机上和一位病友闲聊时，对方突然神秘地问她，有没有考虑过别的方式来拥有自己的孩子？
我国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清楚地写着，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，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
对方好像明白洪女士的顾虑，又发来一句：“现在的代孕技术很成熟了，他们敢接这个生意，就一定能成，毕竟也不是只有你我需要这个技术。”
眼看周围同龄人都抱上孙子，自己夫妻俩为了孩子铤而走险一次又如何？况且，对方说了，技术成熟，客源也丰富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整日泡在群里咨询各类事项，后来更是通过群里代孕成功的病友，接触到了一个据说“十分可靠”的代孕中介，并与其负责人王某进行了线下会面。
两人一合计，当即决定要做。关于费用，他们虽然多年来有自己的积蓄，但将近一百万的现款，是怎么也不够的。
万事俱备，汤先生夫妇联系王某签下合同。合同内容事无巨细，遵守的条件，享受的权利，各种注意事项，面面俱到。
与此同时，2015年11月到2017年11月期间，汤先生分批次将70万元人民币转给了王某。只等最后的结果出来后再结算余款。
胚胎培育成功后，2018年9月24日移植入代孕妈妈体内。过了一个多月，王某告诉他们，胚胎着床成功，并且是双胞胎。
然而作为中间人的王某，回答起来滴水不漏。除了告诉汤先生代孕妈妈在宿迁市泗阳县养胎之外，别的绝口不提。
此时的汤先生不免有些担心，然而王某告诉他，代孕妈妈是以洪女士的身份在建卡孕检，医院和后续各方面都不会有问题。
自己花大价钱代孕的血脉哪能给人带走，况且是对方违反契约精神，没有完善收尾，汤先生自然不同意，但目前的情况他十分被动。
汤先生很是气愤，和王某大吵了一架。话到最后，王某依然一口咬定要40万，只是没有再提这是代孕妈妈要的钱。
面对汤先生的疑惑，王某倒是很爽快。立刻通过中介公司对孩子和汤先生进行了采血，前去匹配DNA。
电话里尚且剑拔弩张，更何况面对面。这次的会谈，王某一改签订合同前利落妥帖的模样，俨然一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傲慢嘴脸。
面对夫妻俩对她违法合同的斥责，她大言不惭地说：“你们这单生意万不仅没赚还亏了，亏的部分你们补偿，这没错。要维权，你们能找谁？”
一句话，在场三人心知肚明。这场踩在法律上的合约，甲乙双方都无法袒露在阳光下。这意味着，王某的狮子大开口，没办法走法律途径维权。
这些东西对于正常出生的孩子，自然简单，但是对于代孕儿，每一项都需要代孕机构出钱出力找关系才能妥当。
说着，又拿出手机和照顾孩子的保姆陈某连线，让夫妻俩直观地看着两个宝宝安静可爱的模样，企图动摇他们的犹豫。
几人的谈话，在汤先生不甘心的质问里不欢而散。王某见谈不出结果，起身就要先行离开。不曾想刚一走出几步，就被迎面而来的民警拦住了去路。
王某回头看着汤先生与洪女士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代孕意味着什么，他们都知道，没想到夫妻俩真的敢报警。
因为民警的介入，王某只得自认倒霉，将民警和汤先生洪女士带到附近一个出租房里，汤先生的一双儿女正在里面的大床上，睡得正香。
派出所里，王某和陈某才吐露真言。这四十万，不是代孕妈妈的要求，而是她们自己眼看生意完成，不甘心只拿公司分成，这才想铤而走险地让汤先生多给一笔钱。
哪知汤先生会一通电话报警，王某很是无奈，低低地说了一句：“价钱可以谈嘛，怎么非要这样。其实可以少也可以不要，这样一来，小孩儿的后续资料我可不管......”
眼看一双儿女一天天长大，需要验证身份的时候越来越多，老两口带上资料来到户籍大厅给孩子上户口。
王某当时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，他们做这行本就见不得光，所使用的手段也想象得到背后是怎么样的产业链。
医务人员好似看明白汤先生的目的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：“孩子是你的没错，但是生母是不是你的妻子，你清楚，不合规矩，不能办。”
事实确实如此，根据2015年江苏省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版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通知》里写道，对于无法核定新生儿母亲信息的新生儿不能出具《出生医学证明》。
于是汤先生只得寄希望于孩子的代孕妈妈身上，只要找到这名女子，请求她帮忙办理下证明，一切皆大欢喜。
可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这位信息被层层保护的起来的代孕妈妈，除了王某以外，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近日一系列麻烦，将汤先生困扰得心力交瘁。留下妻子在家照看宝宝，自己又匆匆前往宿迁，开始茫茫的寻人之路。
思来想去，汤先生再次将希望寄托在王某身上。然而拘役刚刚结束的王某冷漠至极，再不愿意接手汤先生孩子的任何手续办理，更是决然与汤先生断了联系。
无论如何，汤先生的案例将代孕这条灰色的产业链置于眼前。违反法律自然该承受应有的罪责，但是代孕这条路，是否在法律上还有商榷的余地？
2015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就有委员对此提出过异议，基于鼓励生育的国情下，对于无法生育的夫妻，是不是可以将“代孕违法”的法律条例修改为满足一定条件下的“合法代孕”？
提案只是提案，离真正落实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目前而言，汤先生的困境，也是他自己的选择。选择违法的事情满足自身需求，必然要承受法律无法保护的风险。
几年过后，不知道汤先生的一双儿女是否取得了户籍。也不知道年过半百的夫妻俩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是否能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艰辛。
